就時代特征而言，我國已經全面進入互聯網時代，甚至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同時又恰逢市場化改革帶來社會加速轉型。兩種變遷相互交織、重疊、滲透，共同構成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前提。因此，需要分析新時期我們黨執政環境的新變化，以理解這個總目標提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媒體”，以其信息生產傳播主體的隱蔽性、互動性和去中心化，信息傳播渠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信息傳播內容的海量性和龐雜性，信息傳播時間上的即時性和空間上的去邊界化等特點和優勢，改變了傳統媒體信息生產傳播的既有方式，也改變了執政黨與媒體之間的傳統關系。

這種改變，使包括“分級管理、分類管理、內容管理和屬地管理”在內的傳統媒體管理體制已經很難適應，相反，及時、準確、充分地向民眾公開自己的工作信息和工作流程并主動接受民眾的參與和監督，成為新的時代條件下黨和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互聯網也為黨聯系民眾、優化宣傳和政務公開提供了新的平臺和途徑。利用互聯網推進黨務公開、政務公開，一方面可以增強自身組織、制度和行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可以為整個社會提供更快捷、更優質的多元化服務，從而強化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服務者的角色。

其次，互聯網的隱蔽性、開放性、快捷性等，使其越來越成為民眾表達訴求或發泄不滿的平臺。尤其是在我國當前社會問題比較集中而公民用于表達訴求的渠道還存在不足或不暢的情況下，廣大民眾更是熱衷于借助互聯網表達民意、影響政府決策和行為，從而在人大、政協選舉，工青婦等各類社會組織之外出現一種新的政治參與渠道——“網絡問政”，即一種包括網絡論政、網絡監督、網絡評判、網絡互動等在內的新型公民政治參與方式。通過網絡問政，應讓所有利益相關者能夠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決策，讓所有參與者能夠在決策前、決策中、決策后發揮作用和影響，從而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籬，推進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進一步體現黨和政府行為的公共性、透明性和服務性。但是，網絡問政也為一些非理性乃至非法政治參與提供了便利，從而給現實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帶來沖擊。因此，面對日益高漲的網絡政治參與熱潮，我們黨和政府需要在推進網絡問政的同時規范和引導網絡政治參與，尤其需要完善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再次，在互聯網環境下，政務的公開透明和民眾對政治事務尤其是決策過程的積極參與，使民眾對政府行為進行全程監督成為可能。這種監督，主要表現為一種以互聯網為傳播載體的網絡輿論監督。相對于傳統輿論而言，網絡輿論是一個由政府、媒體、親歷者、見證者、意見領袖和網絡圍觀者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多元“意見市場”。從形成機制來看，有自上而下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從形成速度和影響范圍來看，網絡輿論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生成和放大，并產生聯動效應，一個原本個別性、地區性、行業性的問題，有可能瞬時放大為全國性、全局性甚至全球性關注的熱點，從而形成輿論壓力。因此，網絡輿論監督以其相對于傳統輿論監督的巨大優勢和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公權運行實時的、全方位的、全民式的監督，并逐漸成為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的有力補充。我國在既有制度安排下，利用網絡監督并加強同制度反腐的有效對接，將權力關進籠子里，提升政府法治化和廉潔度。

最后，互聯網還是一個可以使人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交往移居其上并延伸其內的新的社會空間。這一新的社會空間使既有的社會結構裂變為基于網絡交往形成的 “網上社會”(或網絡社會)與基于物質社會交往形成的“網下社會”(或現實社會)并存的兩元結構。在網絡社會，人們通過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而構筑的橫向聯系，不僅可以享有平等的知情權和話語權，而且可以超越現實社會人為劃定的固定范圍以及基于意識形態、信仰、地緣、種族、性別等對人進行分類的傳統標準，直接參與本國乃至全球性的活動和事務，使原本市場化下的異質社會可以圍繞不同信息需求快速組織、甚至行動起來。網絡社會的如是特征，事實上弱化了個人對組織或他人權威的相對依附，相對于國家權力而言，社會自治能力顯著增強，傳統的金字塔形的權力結構和從上而下的單向社會管理模式已經不合時宜。就我國而言，經過30余年的改革轉型，政府與社會已經出現結構性分化，社會自主空間增大，原來同質化社會也開始轉入異質化社會，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開始出現，這在客觀上需要有效的訴求表達和反映渠道，但是現有的機制往往不能滿足這一需要。這種復雜的中國社會形態，對虛擬世界的組織、行為和認知邏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網絡空間成為各種矛盾和風險積聚、釋放的最主要場域，各種重大突發事件往往首先在網絡社會予以呈現；另一方面，網絡社會的突發事件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社會，影響現實社會并在現實社會中得以解決。黨和政府需要利用網絡手段創新社會治理，尤其是創新社會動員和整合機制，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動，增強政府治理的協同性和回應性。

顯然，互聯網所帶來的變化，一方面是解構性的，解構了既有的信息傳播方式、執政黨與傳媒關系、輿論運行規律和格局、社會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也是重構性的，互聯網日益呈現出構建公共領域、引導公共輿論、優化公共政策、規范公共權力、緩解公共沖突等多樣化功能。互聯網的解構性特征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壓力與動力，而其重構性功能則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可能和條件。當前，我們黨之所以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目標，既反映了黨對既有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自信，也反映了黨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覺，更反映了黨對時代發展要求的主動回應。事實上，只有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不斷改革和創新機制、體制，才能更好地發揮制度優勢，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只有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抓住時代機遇，為提高執政能力、切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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